張居正簡介資料(個人簡曆圖片)

花红园2025-07-05 07:37:07 6

　　張居正，漢族，湖廣江陵（今屬湖北）人。字叔大，少名張白圭，又稱張江陵，號太嶽，諡號“文忠”。明代政治家，改革家。中國曆史上優秀的內閣首輔之一，明代偉大的政治家。後有同名電視劇、小說。
　　張居正5歲識字，7歲能通六經大義，12歲考中秀才，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，16歲中舉人。1547年（嘉靖二十六年），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。1567年（隆慶元年）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。後遷任內閣次輔，為吏部尚書、建極殿大學士。隆慶六年，萬曆皇帝登基後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。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，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。
　　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，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。財政上清仗田地，推行“一條鞭法”，總括賦、役，皆以銀繳，"太倉粟可支十年，周寺積金，至四百餘萬"。軍事上任用戚繼光、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，用淩雲翼、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，采取“考成法”考核各級官吏，“雖萬裏外，朝下而夕奉行”，政體為之肅然。
　　1582年（萬曆十年）7月9日（六月二十）卒，年五十八，贈上柱國，諡文忠（後均被褫奪），張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、太師的大臣。為萬曆所忌，去世後被抄家，至明熹宗天啟二年恢複名譽。著有《張太嶽集》、《書經直解》、《帝鑒圖說》等。
　　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，到了嘉靖年間已是百病叢生，危機四伏。紫禁城裏每日設壇修醮，青煙繚繞。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於《慶雲頌》的華麗詞藻，閉著眼睛將朝政托付給0相嚴嵩。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，貪贓枉法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張居正被推上了曆史的前台，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，整飭朝綱，鞏固國防，推行一條鞭法，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。
　　人物生平
　　鳳毛叢勁節，直上盡頭竿
　　嘉靖四年(1525年)，當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(今荊州市)的一位秀才的家裏呱呱墜地的時候，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，迎接他的隻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。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裏，照得四周―片光明，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。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，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“白圭”，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。
　　白圭的確聰穎過人，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。嘉靖十五年，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，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，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誌，長大後盡忠報國，並替他改名為居正。這一年，居正補府學生。一年後，參加鄉試，受到湖廣巡撫顧�U的阻撓而落榜。但顧�U並非出自私心，而是希望對他多加磨礪，以成大器。三年後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，成為一名少年舉人。顧�U對他十分賞識，曾對別人說“此子將相才也”，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：“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，做伊尹，做顏淵，不要隻做―個少年成名的舉人。”嘉靖二十六年，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，授庶吉士。
　　庶吉士是一種見習-，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，期滿後可賜編修。張居正入選庶吉士，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。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，在其引導下，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，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　　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，廢丞相，設內閣，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。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，實際上也就是宰相。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，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。當時的內閣大學士隻有夏言、嚴嵩二人，二人爭奪首輔職位，結果是夏言為首輔，然後被嚴嵩進讒接著被殺，嚴嵩為內閣首輔。
　　對於內閣鬥爭，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。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，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。為此，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，張居正以《論時政疏》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一五)首陳“血氣壅閼”之一病，繼指“臃腫痿痹”之五病，係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。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。此後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，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。
　　嘉靖三十三年，張居正借口請假養病，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。休假三年中，他仍不忘國事，親身接觸農民。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，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、饑寒和痛苦。他在《荊州府題名記》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九)中說：“田賦不均，貧民失業，民苦於兼並。”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，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。
　　嘉靖三十六年，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。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，在政治的風浪中，他模仿老師徐階“內抱不群，外欲渾跡”，相機而動。嘉靖四十三年，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，深謀遠慮的徐階薦居正為裕王朱載��的侍講侍讀。逾德隻是個虛銜，但由於裕王很可能繼承皇位，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閑之職了。在裕邸期間，“王甚貨之，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”(《明史．張居正傳》)。而國子監司業則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，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。四十五年，居正掌翰林院事。
　　這一年，世宗歿，裕王即位，是為明穆宗。張居正的機會來了。隆慶元年(1567年)，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，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，進入內閣，參與朝政。同年四月，又改任禮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，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“鳳毛叢勁節，直上盡頭竿”。三十年後，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“直上盡頭竿”了。
　　攝夷蠻-，鋤當路芝蘭
　　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。這時的明王朝，內則土地兼並，流民四散，草譯禍起，國家帑藏空虛，用度匱乏；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，製造“庚戌之變”，南方土司爭權奪利，尤其岑猛叛亂，“兩江震駭”，東南倭寇騷擾沿海，民不聊生。麵對這些，張居正無法輕鬆。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。自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嚴嵩倒台後，徐階繼任首輔。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，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、大興土木的弊端，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複宮職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。但不久，隆慶二年(1568年)，七月，徐階終因年邁多病，舉籌失措而-歸田。次年，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，控製了內閣大權。高拱當政期間，起用了一批人才，仕路稍清。
　　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，後發生嫌隙。高拱又和權宦馮保不和。隆慶六年，穆宗病歿，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。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太後神經，加之馮保扇鬼火，太後以“-擅權”之罪令高拱回原籍。這樣，張居正就成了首輔，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。
　　平心而論，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，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，然而終因缺乏-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，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，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。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，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，隻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麵改革，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。早在隆慶二年八月，他托《陳六事疏》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六)中，從省議論、振紀綱、重沼令、核名實、固邦本、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，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，富國強兵。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“不知王霸之辯、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”，而誤認為“仁義之為王，富強之為霸”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三一《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》)。明確地把解決國家“財用大匱”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。而要實現這個目標，首先鞏固國防，整頓吏治。
　　還在隆慶年間，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，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。
　　隆慶四年，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，計劃稱帝。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，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，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。鑒於此事非同小可，張居正寫信，要崇古立刻把詳情“密示”於他。原來，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，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，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。然而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。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，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。
　　居正接到報告，再次寫信給崇古，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，並派人通報俺答：“中國之法，得虜酋若子孫首者，賞萬金，爵通侯。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，但彼慕義而來，又汝親孫也，不忍殺之。”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二二《答鑒川策俺答之始》)然後，指授方略，要祟古、逢時奏疏皇上納降。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，認為敵情叵測．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。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，俺答終於-妥協。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，禮送把雙那吉回鄉，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。
　　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。俺答見到非常感動，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，並決定請求封貢、互市，和明友好相處。
　　隆慶五年，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，詔封俺答為順義王，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，與韃靼進行貿易。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。
　　以心奉塵刹，不求自身利
　　作為―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，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麵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。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。官吏-，地主兼並，引起“私家日富，公室日貧”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二六《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》)，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，百姓因此才饑寒交迫，落草為寇。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，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，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曆史的潮流，並受到廣泛的歡迎。
　　基於上述看法，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。萬曆元年(1573)十一月，張居正上疏實行“考成法”，明確職責。他以六科控製六部，再以內閣控製六科。對於要辦的事，從內閣到六科，從六科都到衙門，層層考試，做到心中有數。改變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雖諄諄，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”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八《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》)的拖拉現象。考成法的實行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，而且明確責任，賞罰分明，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“雖萬裏外，朝而而夕奉行”(《明史．張居正傳》)。
　　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“富國強兵”，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，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於此。
　　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，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。萬曆四年規定，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，一律處罰。同年十二月，據戶科給事中奏報，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，山東有十七名，河南二名；受革職處分的，山東二名，河南九名。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-不敢懈怠，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。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，使國庫日益充裕。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，歲入達435萬餘兩，比隆慶時每歲所入(含折色、錢糧及鹽課、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)250餘萬兩之數，增長了74％(《明通鑒》卷六七)。財政收支相抵，尚結餘85萬餘兩，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。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：“近年以來，正賦不虧，府庫充實，皆以考成法行，征解如期之故。”(《張文忠公全集》卷四五)可見，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，但它對整頓田賦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。
　　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，仍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。張居正認為人“古之理財者，汰浮溢而不騖入，節漏費而不開利源”。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。他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。
　　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，裁減冗員，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。據對“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，有沉濫者裁之”，競“汰冗員二三”。同樣，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。一方麵與韃靼人修好，通貢互市，保持邊境安定，減少戰爭費用，另一方麵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。到萬曆二年，北邊“三鎮二歲之中，所費不過萬餘，而所省已百餘萬”。還通過減客兵，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，“歲所省，兒得數十百萬”。
　　同時，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，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。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“節用愛民”，“以保國本”，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，也是錙銖必較，寸步不讓。萬曆七年，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，以備光祿寺禦膳之用，居正據理力爭，上疏說，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，“目前支持已覺費力，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，疆場意外之變，何以給之?”他要求神宗節省“一切無益之費”。結果，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，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、花燈費也被廢止。在張居正的力爭下，還停止重修慈慶、慈寧二宮及武英殿，停輸錢內庫供賞，節省服禦費用，減蘇鬆應天織造等，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，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。
　　對於自己的用度，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。纂修先皇實錄，例得賜宴一次。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，提出辭免賜宴。他說：“一宴之資，動之數百金，省此一事，亦未必非節財之道”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，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。
　　張居正在整頓吏治、厲行節約的過程中，不僅自己廉潔奉公，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。兒子回江陵應試，他吩咐兒子自己雇車；父親生日，他吩咐仆人帶著壽禮，騎驢回裏祝壽。萬曆八年，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，回鄉調治，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“勘合”(使用驛站的證明書)，居正立即交還，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，就不能以身作則。對於明王朝來說，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。他早在內閣混鬥、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，寫過一偈：“願以深心奉塵刹，不予自身求利益。”他的確是做到了。
　　量盡山田與水田，隻留滄海與青天
　　作為一名傑出的理財家，張居正深知隻顧節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。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，還需要進一步開辟財源，增加收入。
　　但張居正反對通過“開利源”來理財，因為在他看來，“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，設法巧取，不能增多”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，深深懂得安民養民後國富的道理，他指出：“竊聞致理之要，惟在於安民。”那麽，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?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，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並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。為此，張居正提出懲辦-，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，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。
　　萬曆六年(1578年)，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，清丈田地，結果“閩人以為便”。於是在萬曆八年，張居正上疏並獲準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，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。
　　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《清丈條例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，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，溢額求功。如浙江海鹽“水涯草塹，盡出虛弓，古塚荒塍，悉從實稅。至於田連阡陌者，力足行賄，智足營0，移東就西，假此托彼。甚則有未嚐加弓之田，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，皆營私窖。遂使數畝之家，出愈增而田愈窄焉。”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，革豪右隱占，額田大有增加。萬曆八年，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，比隆慶五年(1571年)增加了2336026頃。隨著額田的增加，加之打擊貴族、縉紳地主隱田漏稅，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。盡管張居正清丈田畝、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，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。但從理財的角度看，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麵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，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，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“一條鞭法”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。
　　張居正很清楚，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製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，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，不利於社會的安定。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，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，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，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。
　　當時，不少地區已在試行適應本地區的賦役改革方案，如應天府(今江蘇南京)的“裏甲銀”，浙江、廣東的“均平銀”，福建的“綱銀”，還有江南的“十段錦”，以及有些地區的“一條鞭法”等。
　　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(1531年)二月，由南贛都禦史陶諧在江西實行，取得了成績。當時禦史傅漢臣曾上疏說：“頃行一條鞭法。……通將一省丁糧，均派一省徭役。……則徭役公平，而無不均之歎矣。”此後王宗沐在江西，潘季馴在廣東，龐尚鵬在浙江，海瑞在應天，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。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、上元兩縣“行一條鞭法，從此役無偏累，人始知有種田之利，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，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”，做到了“田不荒蕪，人不逃竄，錢糧不拖欠” 。
　　萬曆五年，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一條鞭法，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。但由於這種做法觸犯了官紳的利益，他們便製造浮言，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：“至嘉靖末年，創立條鞭，不分人戶貧富，一例攤派；……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，而最不便於江北。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，人心驚惶，欲棄地產以避之。請敕有司，賦仍三等，差由戶丁，並將白棟紀過劣處。”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，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。於是張居正擬旨答複：“法貴宜民，何分南北?各撫按悉心計議，因地所宜，聽從民便，不許一例強行。白棟照舊策勵供職。”又致書支持白棟的左都禦史李世達：“條鞭之法，近旨已盡事理，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。法當宜民，政以人舉。民苟宜之，何分南北。”
　　張居正認為一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，而且可以“不分南北”，在全國普遍推廣。萬曆九年，他終於下令，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。
　　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製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。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，使賦役合一，並出現了“攤丁入畝”的趨勢。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製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。
　　一條鞭法的施行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、嚴重不均的賦役製度。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，限製了胥吏的舞弊，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，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。當然，我們也應該看到，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，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，這是它的主要不足。
　　張居正的理財並不限於一味地為朝廷公室謀利，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。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，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。萬曆十年，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。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，加上太倉存銀，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。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。這年二月，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(1567年)至萬曆七年(1579年)間各省積欠錢糧。另外，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“重農輕商”觀念，認為應該農商並重，並提出“省征發，以厚農而資商；……輕關市，以厚商而利農”的主張。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，侵犯商人利益。這些做法順應了曆史的發展潮流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，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，對曆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
　　麵勞瘁於國事，人亡而政息
　　張居正於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，連十九年未得見麵的老父文明去世，他都未能服喪守製。萬曆九年(1581年)，五十七歲的居正，終於勞累病倒。
　　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（新曆7月9日），居正病逝，舍棄了他十年始終不放的權力，十年來竭誠擁裁的皇帝，撒手人寰。死後，神宗為之輟朝，贈上柱國，諡“文忠”。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，可他哪裏知道，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，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。
　　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已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，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麵損害一些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。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，他死後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複和攻擊。而神宗呢? 居正在位時，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？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。他早已耿耿於居正的震主之威。據傳，一日萬曆讀書，念到“色勃如也”時，誤將“勃”讀成了“背”。突然聽見身邊一聲大吼：“這個字應該讀‘勃’！”居正這一聲大吼，讓萬曆真的有些“勃如”了。但礙於居正當權，沒有發作。但從此，居正在萬曆心裏便不是敬愛，而是敬畏了。居正當國十年，所攬之權，是神宗的大權，這是居正效國的需要，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。在權力上，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麵。居正的效忠國事，獨握大權，在神宗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。這是帝王的邏輯！居正既死，神宗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，開始尋找一種0的快慰。
　　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，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-潘晟，神宗命潘致仕。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薦，他的下台，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。
　　不久，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。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，並削盡其宮秩，迫奪生前所賜璽書、四代誥命，以罪狀示天下，還差點開棺戮屍。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，的，流放的流放，逃亡的逃亡，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。
　　人亡而政息，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-有的削職，有的棄市。而朝廷所施之政，也一一恢複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。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，又走開下坡路。整個神宗一朝，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。
　　然而國衰而思良臣。直到天啟二年(1622年)，明熹宗為激勵臣下，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，予以複官複蔭。然一切俱已晚矣，世間已無張居正！
　　成就貢獻
　　改革
　　張居正(1525~1582年)，字叔大，號太嶽，湖廣江陵(今湖北荊州市)人，明嘉靖中葉進士。隆慶元年(1567年)入閣，萬曆元年(1573年)神宗即位，為內閣首輔，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，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最負盛名的改革家。
　　張居正少年時聰穎過人，十五歲為諸生。巡撫顧�U極其欣賞他的文章，中進士後改為庶吉士，每日探討研究國家典製掌故，受到徐階的器重。徐階代嚴嵩當了內閣首輔後，很多事與張居正商議，張居正也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。不到一年，又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進入了內閣。張居正眉清目秀，胡須奇長，敢於做事，自信豪放，又城府很深。每一出語，又很得要領，大家都敬畏他。
　　高拱排擠走了首輔徐階，作了首輔，入閣後非常傲慢，從不采納九卿的意見。高拱與張居正本為好友，但高拱高傲獨斷，不把張居正這個當年的老部下放在眼裏。張居正本以為皇帝年幼，他可以一展抱負，推行變革，可高拱保守，不肯采納張居正的變革建議，張居正雖對高拱很不滿，卻外表跟從前一樣，對高拱十分恭敬。司禮秉筆監馮保，深得兩宮太後和皇帝的龐愛，他與高拱早有矛盾。有一天，一個司禮監的太監到內閣傳旨，高拱斜著眼對傳旨太監說：“這聖旨出自何人?難道十歲的孩童會下聖旨嗎!”(當時皇帝僅十歲)還威脅說：“這都是你們這些太監幹的，等著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都趕走。”傳旨太監回去後把高拱的話告訴了馮保，馮保很氣憤。高拱已看出馮保的擅權，就召集閣臣張居正、高儀商議除去馮保，張居正平時就與馮保很要好，又認為此時是除去高拱的好機會，就把內閣商議的事悄悄告訴了馮保，馮保去找兩宮太後哭訴，兩宮太後平日就知高拱跋扈，在內閣唯我獨尊，又覺得首輔連個內監都不能容，哪裏有宰相肚量?於是傳旨召集群臣，下詔說大學士高拱攬政擅權，威福自專，命回原籍閑住，即刻起程，不許停留，就這樣高拱被驅走了，不久高儀也死了，張居正也就做了內閣首輔。
　　張居正為了取得皇上信任，決定每十天的經宴由自己來主講。明朝有個“經宴”的製度，“經”是由翰林學士或有學問的大臣給皇帝講解經書，“宴”是講經已畢皇帝賞參加的-們一頓飯吃。張居正要用講經來影響皇帝，樹立自己的威信，經宴日是每月2日、12日、22日，講經時高級-都出席，隻有皇帝一人坐著，其他的聽眾和講官全部肅立，張居正每次除講經外，還講《貞觀政要》，他要讓小皇帝做一個象李世民那樣開明皇帝，他也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。
　　張居正目的達到了，小皇帝對“經宴”很感興趣，十天一講不解渴，要張居正張先生(皇帝對張居正的尊稱)“日講”，甚至還要“午講”，有時皇帝還跟張先生促膝談心，一口一個張先生，十分恭敬親熱，張居正也不斷用自己的政治主張影響小皇帝，小皇帝對張居正開始絕對信任，於是張居正有了施展抱負，進行變革的機會了。
　　改革內容
　　張居正身為首輔，又得到了皇帝的絕對信任，因此大權在握，從萬曆初年起，一步一步地實行了他的改革。
　　政治上，以“尊主權，課吏職，信賞罰，一號令為主”。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、玩忽職守的腐敗之風。他認為當時朝野泄遝成風，政以賄成，民不聊生，主要原因是“吏治不清”。他以“課吏職”即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，“斥諸不職”，“省冗官”，淘汰並懲治了一批-。在執行上，他“信賞罰”，“持法嚴”，使賞罰有準，不姑息。在他執政期間，“百官惕息”，“一切不敢飾非”，朝廷號令，“雖萬裏外，朝下而夕奉行”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。如：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，應當逮捕，但朝廷輿論認為此事很難辦，張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，派飛馬前去-沐朝弼，沐朝弼沒有-，被解到京師，張居正免他一死，將他幽禁在南京。再如，張居正因禦史在外常常欺淩巡撫，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。隻有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，馬上加以責罵，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。又如，當時天下太平已經很久了，盜賊群起，甚至搶劫官府庫房，地方0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，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，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，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，抓到強盜，當即斬首處決，並追捕他們的家屬，盜賊因此衰敗。
　　軍事上，用戚繼光鎮薊門(今河北遷西縣西北)，李成梁鎮遼東(今遼寧遼陽)，又在東起山海關，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“敵台”三千多座，加強北方的防備。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，互市使馬匹大增，減少了太仆寺需的種馬，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，使太仆寺積蓄金四百餘萬。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、正常，如封俺答(北方蒙古首領)為順義王，在大同、宣府、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，保持貿易往來，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。
　　經濟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：清查土地、改革賦稅實行“一條鞭法。
　　經濟改革明細
　　清查土地。
　　他認為“豪民有田不賦，貧民曲輸為累，民窮逃亡，故額頓減”，是“國匱民窮”的根源。在1578年(萬曆六年)，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，清查漏稅的田產，到1580年(萬曆八年)，統計全國查實征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，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。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，所以說：“自正(正德)嘉(嘉靖)虛耗之後，至萬曆十年間，最稱富庶。”
　　改革賦稅，實行“一條鞭法”。
　　“一條鞭法”的主要內容是：(1)以州縣為基礎，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、附加稅、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，“並為一條”，總為一項收入。過去田賦有夏糧、秋糧之分，征收上又有種種名目，非常繁煩，現在統一征收，使國家容易掌握，百姓明白易知，防止官吏從中-。(2)關於徭役征派，過去有裏甲、均徭、雜泛之分。裏甲按戶計征，不役者納“門銀”(戶銀)；均徭、雜泛按丁分派，應役方式又有力差(以身應服)、銀差(納銀代役)之分。現在取消裏甲之役，將應征的全部門銀，同丁銀合並一起。“丁銀”的計算辦法，是將力差的“工”(勞動)和“食”(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)折算為銀；如“銀差”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“銀耗”(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)，然後全部役銀以“丁”和“地”或(田糧)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征收，即所謂“量地計丁，丁糧畢輸於官”。自此，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，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“地”或“糧”中。(3)賦、役之中，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，其餘“皆計畝征銀，折辦於官”。(4)官府用役，一律“官為僉募”，雇人從役。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、解送田糧之差、伐薪、修路、搬運、廚役等一概免除。這一改革措施賦役折銀征收，既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，又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。
　　改革影響與身後事
　　身後之事
　　張居正的變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明王朝的統治，但這一係列改革措施都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，促進了經濟發展，他不愧為中國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改革家。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，卻缺少豁達的風度，他的改革又觸動了一些官僚集團的利益，自己又不甚檢點，給反對派留下了許多口實，在1582年(萬曆十年)他病逝以後，新法全部被推翻，自己也身敗名裂。而導火線則是1577(萬曆五年)、張居正父親死後“奪情”事件。
　　封建-父母死了，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，(至少27個月)，假如政務緊急，離開不得，那麽皇上可以“強迫”他留在位上，不回去盡孝子之情，算“奪情”。這一辦法隻能在極特殊情況下偶然一用。此時十五歲的皇帝離不開張先生，張居正也覺得變革正在展開，如離開，恐中間有變，戶部侍郎李幼孜想討好張居正，就首先上疏提出喪期內張居正不去職，以喪服辦公，兩宮太後也不願張先生離職，於是張居正決定遵旨“奪情”了，但當時就有許多人認為這樣做不可以，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、貶斥甚至流放等。
　　第二年，張居正的父親死去一周年，張居正請假，回原籍安葬父親，皇帝給了他三個月假。張居正帶隨從和護衛還鄉，一路上地方大員郊迎郊送，還送上許多贐儀和奠金。而江陵城為張居正的父親葬禮，傾城出動，葬禮空前的盛大。張居正安葬完父親回京，司禮太監何-表皇帝揩百官在郊外迎接，兩宮太後也各派太監李琦、李用來宣諭慰問，恩寵甚佳。但神宗自即位以來，由馮保照料他的生活，關懷備至，稍不聽話，馬上去報告慈聖太後，慈聖對皇帝訓導很嚴，每每說：“要是張先生知道了，怎麽辦?”神宗皇帝很怕張先生，漸漸長大了，心裏有一種壓抑感，開始討厭張先生了。張居正自從父喪後，更加偏激，驕縱，對-升貶，大多憑個人好惡。周圍辦事的人多接受賄賂，居正的三個兒子都考中了進士，家奴遊七捐錢買官，置身士大夫行列，人們對張居正越來越不滿了。
　　1582年(萬曆十年)張居正病逝。反對他的人開始-了。反對派把矛頭對準了張居正的“一條鞭法”，神宗皇帝此時已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了，他要自己“乾綱獨斷”，於是下令取消“一條鞭法”。其實已把矛頭指向了張居正。反對派們更加活躍了，被馮保、張居正排擠走的前任首輔高拱也送來了《病榻遺言》，為自己-，遼王妃王氏也上來奏疏，說張居正誣陷遼王，霸占王府(張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獲罪遼王的王府)，神宗終於給張居正加上了誣蔑親藩，箝製言官，蔽塞朕聰……專權亂政，罔上負恩，謀國不忠”等罪，下詔抄了張居正家，並把其子弟全發配到“煙瘴地麵”。
　　身後評價
　　在朝野一片詆毀聲中，隻有學者李贄替張居正說了公道話，稱頌張居正是“宰相文傑”。到了熹宗在朝時，有人稱道張居正，熹宗下詔恢複了張居正過去的官職，並安葬祭祀，1630年(崇禎三年)禮部侍郎羅喻義等人上訴為張居正鳴冤，崇禎恢複了二個蔭職及誥命，並恢複了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的官職。
　　張居正一生功過兼有之，但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，能任勞任怨地工作，敢於整頓鬆弛的政治秩序，能使國富民豐，邊疆安全，也稱得上是一個正直的好官。
　　賦稅思想
　　賦稅思想――“一條鞭法”，是張居正改革中的精華部分，因此特列出來。
　　張居正在神宗時任內閣首輔，執掌國政長達10年。他曾下令清丈全國土地，改革賦役製度，推行一條鞭法，有效地緩和了社會矛盾，改善了明王朝的財政狀況，並在客觀上促使資本主義萌芽出現。張居正主張取財有製，用財有節。指出“天地生財，自有定數。取之有製，用之有節則裕；取之無製，用之無節則乏。”反對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橫征暴斂，“今國賦所出，仰給東南。然民力有限，應辦無窮，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，大官之供歲累巨萬，中貴征索溪壑難盈，司農屢屢告乏”。張居正主張“固本安民”，不事聚斂。他強調“致理之道，莫要於安民。”“民本邦固，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，而人心愛戴乎上，無土崩瓦解之勢，則久安長治之術也。”為了做到固本安民，張居正反對賦稅負擔不均，官吏-舞弊，豪強兼並偷漏等現象和行為。他說“今風俗侈靡，官民（指富民）服舍俱無限製。外之豪強兼並，賦役不均，花分詭寄，恃頑不納田糧，偏累小民；內之官府造作，侵欺冒破，0徒罔利，有名無實，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，假公濟私，官吏滋弊。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。”他提出增加財政收入的措施是“理逋負所以是國也”，“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，而得守其本業；懲貪墨則間閻無剝削之擾，而得以安其田裏”，即清理欠稅，懲辦-、清查隱田。這些思想應用於一條鞭法的改革實踐中，取得了顯著成效。張居正還主張農業和商業互為依存，互相促進，反對在財政困難時依靠重征商稅來增加財政收入，認為隻有減輕賦稅征收才有利於農商發展。他說“古之為國者，使商通有無，農力本穡。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，則農病；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，則商病。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，至於病，乃無以濟也”；“餘以為欲物力不屈，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；欲民用不困，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。“這是中國曆史上關於農商關係的一種新理論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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